橘子洲头已是长沙有名的旅游景点，这儿还保留了天伦造纸厂旧址，该厂和湖南造纸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在湖南造纸厂搬迁到洪江后，天伦造纸厂就是在湖南造纸厂原址兴建的。谈及此事，我不觉就会想起我家的一些往事。长期以来，我常常不解为什么湖南造纸厂后又叫洪江造纸厂?

橘子洲头已是长沙有名的旅游景点，这儿还保留了天伦造纸厂旧址，该厂和湖南造纸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在湖南造纸厂搬迁到洪江后，天伦造纸厂就是在湖南造纸厂原址兴建的。谈及此事，我不觉就会想起我家的一些往事。长期以来，我常常不解为什么湖南造纸厂后又叫洪江造纸厂?为什么抗战胜利后，我母亲会带着我们4个年幼的孩子，远离大城市，来到洪江守护着这个工厂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洪江造纸厂被政府接收，我们才离开了那里?后来我在长沙读高小和初中，从亲戚的言谈中、以及公布的材料中，才知道湖南造纸厂和我们家渊源关系。

天伦造纸厂是在湖南造纸厂原址上修建的

1928年，父亲欧阳毅在北平大学毕业前后，筹办“北平大学校刊”，并任“北平大学工学院院刊”主编，他撰写了该刊创刊号的发刊词，其文中“试观泰西文明之进步其原因果何在?以吾所知，亦不外乎一实验室与一出版物尔”，仍然为现今我国科技期刊出版者广为引用，将这句话作为我国编辑学术刊物的经典。1928年，父亲获官费赴美留学，于1933年获得造纸科博士，旋即回国。不久回到故乡长沙，受聘湘雅医学院和湖南大学任化学教授。然而他的梦想却是在中国兴办一批现代化造纸工厂，当时在湖南办机制纸厂，并非易事。他曾获悉：在1912年，有商人在长沙南郊豹子岭办了一个华丰造纸厂，生产机制纸，该厂主要设备从日本购买，其中有880mm双网三缸造纸机1台，并附有压光机。机器安装后进行了试车，没有投产，于1914年关闭。父亲知道购买这些旧机器，需要很多经费，以及添置新设备、建厂、购地、备料、前期生产，也要很多的钱，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。于是到湖南建设厅去游说，建设厅也拿不出钱来。

于是父亲和建设厅商议，由我父亲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去筹钱，争取到经费后，便委托他去掌管建厂和生产事宜。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是当时最高掌握资源、开发的机构，他留学时的一个同学回国后，在这个单位任职，同学表示十分支持这个项目，在同学的引荐下，找到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。陈立夫听我父亲介绍后，表示他愿为这个项目出力，在陈的斡旋、活动下，这个项目的经费有了着落(省档案馆档案1936年借贷款资料有记载)。

父亲回湖南后，立即向建设厅厅长汇报，厅里见上面同意筹措一大笔钱，又是陈立夫支持的项目，于是委托父亲具体操办，后又筹集到一些民间资本，于是湖南建设厅主管的官商合办的湖南造纸公司成立，父亲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之梦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一个年长我20余岁的堂兄邀请我到他家做客，他家住大托铺，步行经过猴子石时，他对我说，我父亲原打算把湖南造纸厂建在此地，后才定到水陆洲的。父亲选在了水陆洲办造纸厂，于1934年试车，纸张质量很好，销路也还可以。后因产量低、成本高、缺乏同进口纸的竞争力，亏损严重，造纸厂于1936年下半年停产、关闭。

橘子洲景区现在有个厂的旧址，名称为天伦造纸厂旧址，父亲原就是在那个位置办的厂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在一次春节聚餐时，一个在长沙医专当老师的亲戚告诉我，他在天伦造纸厂厂志中看到，欧阳毅博士把湖南造纸厂迁走后，天伦造纸厂在湖南造纸厂原址上兴建的，湖南造纸厂旧址和天伦造纸厂旧址相同，一个先、一个后而已。

一家人费尽苦心守护洪江造纸厂

我父亲觉得洪江也是兴办造纸厂比较合适的地方，1934年3月曾绘制一张造纸厂厂房设计草图。抗日战争爆发，1941年7月，我父亲先后将唯一省办机制纸厂的机器转移到洪江萝卜湾，机器组装完毕，后进行投产，并改名洪江造纸厂。全厂有职工200余人，主要设备有打浆机、发动机、蒸煮机各1台，锅炉2台等，制造丁贡、玉版、书面、膳写、火柴纸等产品。抗日战争时，化学原料、消耗物质的供应、设备维护零件提供大多中断，工厂无法进行正常生产。湖南省实业厅因战乱已不复存在，无暇顾及下属的工厂。工厂是国家的财产，也是父亲的心血，我们一家便承担了保护它的责任。守厂职工需要开支，父亲便到各大学当教授。其间父亲还在四川乐山筹办了中央技术专科学校造纸系，任系主任兼教授，为中国现代造纸业培养了第一批高级科学技术人才，以后有学生在国际造纸界还享有较高的声誉。

父亲从长沙把表兄张介福接到洪江，住在厂里，协助我母亲守护工厂，母亲到洪江赣材中学教书，每个月能拿到价值五六担米的薪水，这样，我们既守护着工厂，又能过着平稳，并不富裕的日子。母亲带着4个年幼的小孩，在洪江度过了许多年头，1951年离开时，我哥哥12岁，我小妹妹6岁。

抗战胜利后，原湖南造纸厂也更名洪江造纸厂，没有再搬回长沙。1983年我从绥宁回到了长沙，我的一些亲戚对我说，天伦造纸厂厂志有记载，该厂就是在原湖南造纸厂旧址上兴建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在武昌一些大学教过一段书，随后便到东北为造纸工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过一段时间，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任研究员，筹建农林产研究室，他主要在进行清理林场的枝桠材制浆、造纸以及造纸废液的研究，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，还引起误解，后被调到沈阳轻工业学院(现大连工业大学)担任造纸学教授，上世纪60年代末去世。